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处于青春期的父亲可谓躬逢其盛。那个时代的娱乐主要是看电影,自然,外国电影里多半是苏联片。有两段时间,我深深的感受到了父亲对苏联电影的怀念,一个是我自觉接受电影教育的八十年代,开放后的国内银幕西方电影开始涌入,面对着刚刚放完的某部日本、法国或美国的二、三流片子,父亲会在曲终人散的老民光昏黄的灯光下对我发出如许感慨:这种电影跟五十年代的苏联电影怎么比?每当这时,我总很是茫然,心想,出过托尔斯泰的国度拍出的片子总归有其独到之处吧,但这时我能看到的寥几部复映的苏联电影,很难让我同父亲的赞誉联系起来。像《牛虻》、《复活》、《奥赛罗》这样的名著改编电影,整体的水准确实不错,但像《海底擒敌》、《智擒眼镜蛇》和《运虎记》这样的反特片和喜剧片拍得就很平常。要说改编的电影,我想当时公演过的英法的《简爱》、《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也已是极致了吧?
另一段时间是看电影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的这两年。父亲对西方的经典电影,无论是商业上的成功之作还是电影史上的重头戏都毫无相见恨晚的热情,和我一起看过《教父》以后,他若有所思地说了三个字,也一般。这句话对我的电影美学价值体系,简直是一种蔑视和颠覆,它已经同代沟这个遁词无关了。我知道,父子俩当年在寒风中挤在人流里等退票的那份情谊已成为往事。父亲可能觉察到了我的尴尬,过些天,认真的问我,有没有看到《梅丽小姐》的碟卖?以前读莱蒙托夫,知道梅丽是《当代英雄》里的人物,但我竟未曾在如今的电影读物里见到相关的文字。父亲的意思是,在我所吹嘘的电影作为收藏品的时代,如果不能买到《梅丽小姐》,那么它的繁荣是虚假的,至少是伪劣的。
于是我开始潜心搜罗苏联电影。也不能完全低估国内碟商的眼光,去年以来,我撅着屁股在音像店里掏着了不少父亲感兴趣的东西,比如《雁南飞》、《第四十一》、《一个人的遭遇》、《士兵之歌》,甚至还有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这些父亲所熟知的电影当年被作为批判对象小范围放映过。那几个夜晚,父亲情绪不错,大有一朝看遍长安花的快慰,话也多了,诸如《雁南飞》他的某位老师看过的,跟他说起过的,而《一个人的遭遇》里的某个场景,他大学时代曾被要求写批判材料的,他没写……我突然感到对父亲来说,50年代的苏联电影已经不光是列宁所言的“最重要的艺术样式”,它还是一种媒介,一扇窗户,连接和开启的是他的远去了的青春之门。但是我至今未找到《梅丽小姐》,现在出版的诸多艺术电影评介书籍里常有作者推荐的权威片目,里面也从未得见。后来我和母亲聊起此事,母亲说,我第一次请你爸看电影,看的就是《梅丽小姐》,你爸则以《天仙配》回请我。事情看来越来越清楚了。
最近一次和父亲一起看的苏联电影,是60年代的大制作、邦达尔丘克编导的《战争与和平》,七个小时,我们几乎一口气看完。其场面之恢弘与真实决不是今日好莱坞大片能比,父亲说,这只能是举国体制的产物。安德烈负重伤时和情敌相遇那一幕,父亲发表了看法,这一段是小说里最惊心动魄之所在,但电影的表现手段似乎弱了许多。如果将来我写电影评论,写到《战争与和平》,一定把这见解写进去。而且我已经为父亲准备了另一批苏联电影,比如塔可夫斯基、米哈尔科夫的片子……(贺秋帆)